崛起于民国初年（民国初年是哪一年）

本文目录

• 民国初年是哪一年
• 解密：民国初年孙中山为何感叹“民初不如晚清”
• 中国近代史崛起的历程
• 昭通彝族为什么崛起于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是哪一年

1912年。

中华民国（1912-1949），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民国正式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主政中国，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后政局动荡不安，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建立黄埔军校随而建立国民政府，促成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不久病逝。

1926年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国民北伐，意欲统一中国，到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蒋介石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 

统一之后，民国进入所谓的“黄金十年”建设时期，此间社会稳定，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举成为美英中苏四大国。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迁台。

民国坚持共和制政体，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初期颁布临时约法，后以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为背景，国民政府实施军政期，训政期，宪政期，抗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确定了总统制。

民国时期外交呈现了一个国际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遵循国际规则与维护国家利益、法理上的独立与事实上的自主等。

扩展资料：

中华民国名称由来：

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是孙中山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正式和公开提出来的。

1904年秋，孙中山在美国发表的英文著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当中旗帜鲜明地率先提出：中国未来新生的共和国当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只有“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

1905年8月，孙中山将此前所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作为同盟会宗旨写进《中国同盟会总章》，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政治纲领。就在此时，他最终为将来新生的共和国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明确表示：“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    表明中华民国政府之设立，完全是为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管理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

参考总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华民国

解密：民国初年孙中山为何感叹“民初不如晚清”

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推倒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民国时代。让位于袁世凯的孙中山，本想专心致志于实业建设，岂料中国旋即陷入武人乱政、旧官僚横行霸道之局面。民国建立十年有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人常有“民初不如晚清”之慨叹。这就要求国人必须面对和思考辛亥革命成败的问题。作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首负其责，对革命建国受挫的原因进行了反省。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毒害

在孙中山看来，经过他长期的努力，已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再加上“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以为，“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不料，“党人即起异议”，说他“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此议“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这就是“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的表面原因。其后果则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至于深层原因，孙中山认为领导个人与革命同志均有责任。但从他的分析来看，革命同志的责任尤大。为何如此？“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究竟是什么“思想错误”导致革命同志懈志殆气？“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该错误思想源远流长、影响至深，“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以致“建设计画，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说，冀图以此破国民“心理之大敌”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从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真正信仰其说，从而“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其自信、乐观溢于言表。

孙中山为了使国民尤其是革命同志信服他所主张的“行易知难”说，分别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予以佐证，这样就可从根本上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如此不厌其烦的论证能否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可以存而不论，然而他的动机是值得钦佩的：“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至于说“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以及自信“能知必能行”，委实值得商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舆论之影响

孙中山为北伐战争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在梧州面对 *** 员时，他提出了如下问题：“当初革命目的本欲将国家政治改良，现在民国已经成立十年，试问十年来革命事业曾做了几件？”他的看法是：“实则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亦未达到。”到底是何缘故造成的？孙中山认为是“因中国人思想幼稚，见革命初次成功之时，轰轰烈烈，咸以为革命宗旨甚易达到。”把革命任务之达成视为轻而易举的事。实则“早有一班满清官僚及武人投诚入党，入党之后将活动于政治的少数革命党尽数倾陷”。更有甚者，“那班官僚又乘势造成一种假舆论，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当时的党员咸误信之，不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实系官僚所假造的”。这种舆论使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党名义取消，中华民国即为官僚武人所摧残。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及后卒至酿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宣统复辟、武人专政种种恶现象”。

从孙中山的分析来看，要对付反革命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要建造新国家就必须有具有革命精神的党和军队。而要使 *** 和革命军奋斗的目标一致，党自己必须牢牢地掌握军队，也就是他说的：“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还以俄国为例：“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正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党并未完全驾驭军队，民国建造这一问题还有待继续解决，所以以前主张“以党治国”在当时“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要完成建国这个任务，他认为必须着手进行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 *** ，要把 *** 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换言之，在“以党治国”之前，必须致力于“以党建国”之重任。

各自为战，疏于组织和纪律

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 ***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中，孙中山分析了辛亥革命后革命受挫之最大的原因。他认为革命没有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什么通盘计画去建设国家，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驱使，不管成败，各凭各的力量去为国奋斗，推翻满清。这种奋斗，所谓各自为战，没有 *** ，没有纪律”。实事求是地说，辛亥革命之前已经有“通盘计画”，这就是1908年改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他的这种看法，只能说明革命的“计画”没有很好地宣传或者说不为诸多同志接受。这种各自为战的奋斗，一方面是由于武昌首义成功之太过突然，另一方面确实如孙中山说的是“没有 *** ，没有纪律”。

革命党没有 *** ，没有纪律，其后果就是全党的团结力非常涣散，反映的问题正是孙中山说的“党中缺乏组织”。为何革命党缺乏组织？他认为是“由于当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自由平等之见深入脑中，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其缺点即在于此”。革命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性差，正是由于“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故也”。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蕲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

偏于军队奋斗，疏于主义宣传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进行 *** 改组的动员演说中，回顾并分析党的奋斗史：“吾党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多肯奋斗，及成功后则遽行停止，转而全靠军队来奋斗。”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看，“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成功”。所谓“党人奋斗”，是指“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再看中国，“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在这里，孙中山详细分析“军队奋斗”的特点以及将其改造的问题。所谓“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所以希望“靠今日之军队单独以达革命之成功，则希望甚微”。

孙中山之所以认为单靠军队奋斗不能使革命完全成功，是因为他明确认识到：“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两者的效力是不一样的：“枪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杀人，故大军一到，敌人即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与之相反，其效力为生人。”既如此，革命为何要用军队呢？他如是解释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军队奋斗是出而杀人，党员奋斗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须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由此可见，党员奋斗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党员奋斗的效力之所以异于军队奋斗，关键在于“吾党员奋斗之武器，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也”。党员要掌握此武器，“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也就是说，党员自己必须理解并信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然后以此为宣传之内容，使之晓喻军队，晓喻多数人。正如孙中山指出的那样：“苟我党员能尽其聪明能力，说之使明，则当无不受其感化者。大众能想出良法，使多数人明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可不待军力革命而亦告成功。”就目前来看，宣传主义就成为第一要务，“为此之故，我党须每日均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成熟，然后能战胜一切”。

对于“宣传”的巨大功效，孙中山是信服无疑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宣传的内容对宣传的效果也会起到制约作用。孙中山一直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其最重要的内容。为了保证该内容的权威性，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不能怀疑，“须知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党中主义，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不能稍有一点怀疑”;二是必须依从他的解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为吾之所倡始所发明，其解释须一依我之解释，然后方不至误解误讲”。

农民未被动员组织

早年的孙中山，虽然认识到，“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但是，权贵们根本无暇理会他的“为生民 *** ”之义举，晚清中国面临的情势正如孙中山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 *** ，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心之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改变中国乃至自身命运的革命风潮随之而起。他又岂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良苦用心只好束之高阁。

孙中山再次注意农民问题，应是在1924年 *** 改组后。由他批准施行的《农民协会章程》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农民协会为本三民主义解放劳动阶级之志意，合全国受压迫之贫苦农民而组织之。其目的在谋农民之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在广州与苏联顾问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他说：“对于中国革命，我向来认为，中国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应当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首先是依靠农民。”所谓的“向来认为”未必可信，不过他确实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也很早就关注到中国的农民问题。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迄今我和 *** 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这是国民运动中的一大疏忽”。其“主要原因在于本党党员的成分”。具体而言，“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党的多数党员是学生、城市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些商人。所以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并在那里扎根”。

不管农民是否愿意加入到国民革命的阵营中来，但是孙中山确实意识到这是一股必须动员起来作为革命的基础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 *** 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从对革命成功的莫大渴望来看，他是急切地希望农民在最快的时间内觉悟并被组织起来。基于革命根据地广东实际上掌握在陈炯明手中，孙中山不得不应付与之的关系，这种渴望随时都会变为失望。

中国近代史崛起的历程

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史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为止，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晚清王朝统治下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当晚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阶段。资本主义发达的英、法等国对外积极进行侵略，寻找殖民地，英国是侵略活动的急先锋。

由于英国工业品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倾销，于是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英国把大量的鸦片偷运到中国来。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上涨造成银贵钱贱，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也加深了晚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鸦片的输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强烈要求禁烟。道光皇帝看到银荒兵弱对他的统治不利，就派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这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

1840年6月，蓄谋已久的英国政府以鸦片问题作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和清军的爱国将领对英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最终屈膝投降，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国开始丧失领土和主权，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演变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人民开始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侵略中国。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加紧搜刮人民，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破产。

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陷入困境，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1851年，洪秀全领导了金田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各地人民不断发动起义，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

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英法联军先后攻占天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丧失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更多的主权，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战争刚结束，中外反动势力就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856年秋，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领导力量大大削弱，太平军从此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到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序幕。

昭通彝族为什么崛起于民国时期

昭通彝族为何崛起于民国时期？彝族著名人物安恩溥作过总结：彝族有点祖业，但文化落后，（改土归流后）官场无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和统治阶级竞争。
读书、做官。清朝末年以来，昭通彝族最先到省城的人是今昭阳区卢玉书（卢永祥），考入警察学堂，其次是鲁甸陆亚夫，考入法政学校。他俩也最先挤入官场。继之，不断到昭通、昆明求学而都进入官场的人，有镇雄安恩溥、陇生文、安顺三、陇均府，彝良禄国藩、陇高显、杨成勋、陇华要弟妹，今昭阳区龙云、卢汉、卢浚泉、龙泽渊、龙雨苍、龙泽汇、龙秉灵、陇耀，巧家陆崇仁、陆崇德，鲁甸苏开文，永善龙奎垣龙沛霖等。其中禄国藩，陇高显和陇堆垣，因“国朝变法，停科举弃八股”（陇维垣墓碑语）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自费赴日留学，陇维垣病故赴日途中。禄国藩。陇高显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之后，禄国藩在昆明参加辛亥“重九”起义，陇高显在上海参加反清斗争。赴日留学的还有龙泽渊、陆亚夫、卢邦定、卢邦基。龙云、卢汉、安恩溥、龙泽汇等人，都先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或黄埔军校。
1927年之后，龙云、卢汉在武装斗争中取得云南军政大权，统治云南达22年之久，与同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相比，龙、卢政权相对稳定。这与龙、卢、安、陇这批龙、卢统治集团中的读书人分不开，据不完全统计，龙、卢时期县，团级以上彝族有四十余人，绝大部分出自昭通地区。在这22年时期，昭通彝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周边四川、贵州的彝族青年，纷纷到昭通求学、参军、参政、从教、从医。受贵州、四川军阀迫害的彝族，都往昭通逃亡，寻求庇护，特别是黔西地区的彝族。
昭通彝族读书做官之后，一般不忘家乡，都出资在家乡开办学校。不少在解放前夕投身革命，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人，曾在这类学校读过书，受过革命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