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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先生编年史:《死亡诗社》、海子、拖笨和汽车投资案

autoknows 2021-01-10 07:39:49

死亡诗社读后感 这是autoknows的第104篇分享文章,作者Dedee。

这周,对于无数文青而言,最伤心的莫过于老牌谐星罗宾·威廉姆斯的死亡。这位曾主演《勇敢者的游戏》、《早安!越南》、《死亡诗社》和《心灵捕手》等经典电影,拿过奥斯卡最佳男配和金球奖终身成就奖的64岁影帝,由于常年抑郁,选择用自杀来坦白全世界他有多痛苦。

打开威廉姆斯的Instagram,上面全是他与各路演员朋友的合照,表情自然,笑容可掬。前几周过生日时,他还放上与猴子的合影,如此戏谑的老顽童,谁能想到其内心实际有多阴郁!

与他合作过的导演加里·马歇尔说:“他让所有人开心,却不能让自己快乐。”而罗宾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中有一句台词,无疑是他现实生活的写照:“我曾以为生命中最坏的事情是孤独地死去,不是的。生命中最坏的事情是在让你孤独的人身边死去。”

无数天朝影迷在微博中留下“Oh,captain,my captain!”来哀悼心中永远的基廷老师。还有很多当年被《死亡诗社》开蒙的筒子留言说:“他用逗比的形式拨开了我们生活中的迷雾,自己留在抑郁的阴影里醒不过来”。“他真是无私到极点自私到巅峰,你把欢乐给我们,然后再自顾自的离开。”

在2000年初才渐渐被天朝青年知晓的励志电影《死亡诗社》,实际在1990年广泛上映,一炮而红的,内容已没什么好介绍。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当一个死水般的体制内出现一个活跃的变数时,所有的腐臭都站在了光明的对面。”也有人不同意:“那种一看就知道走在悬崖边上的教育方式,因为自身想要闪亮而加诸学生身上的自我形象塑造,或许是我错过了观赏的最佳年龄——对不起,我同意那著名纽约影评人当年的结论,我不喜欢,这不是一部好电影。它游走在危险的边缘而且很打擦边球地扭转了人们的价值观。”

不管这部电影的三观是否端正,反正主演罗宾·威廉姆斯从小就是个三观不正的娃儿。他是典型的富二代。父亲是福特汽车的高级职员,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常年板着一张脸。母亲是一位法国模特,美丽而任性——她总是当着罗宾的面,嘲笑丈夫的种种不是,令老威廉姆斯无言以对。而在孩子看来,母亲的冷面滑稽无疑是他童年最快乐的回忆。作为家中的独子——孤独中成长的孩子,罗宾经常辗转于豪宅的30个房间中,只为和他的骑兵战队玩上一天。孤独的环境,孤独的童年让他拥有习惯孤独的本领。

的确,根据《英国精神病学杂志》的某篇论文显示,人的童年曾遭受家庭暴力或充满逆境,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和酗酒症——罗宾•威廉姆斯就是最佳注解。尽管他在电影中总是充满喜感、教人开放、劝人向善,真实生活中却恰恰相反——他一直处在孤寂和悲伤的囹圄中,也不愿意把消极情绪传递给周围人,更不愿意把悲伤与孤独倾诉给他人,于是他不停地拍戏、酗酒、嗑药,以此来摆脱心灵折磨。

好吧,话说回来,电影最初选角时,基廷老师的首选是比尔·莫瑞(《迷失东京》里的那位过气老影星)和达斯汀·霍夫曼。不过,第一位导演杰夫·卡尼——虽然至今依旧名不见经传,却不啻为一个好伯乐。他有权力指导这部电影的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罗宾·威廉姆斯。而在这位资深谐星试镜时,达斯汀·霍夫曼也在那里,并当即弃权。

可是,罗宾·威廉姆斯成为主角后丝毫不买杰夫·卡尼的账,认为后者根本不适合这部影片,并把“非主流”导演彼得·威尔拖了进来……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另一个是已经拍摄《加里波第》、《灾难岁月》和《目击者》等一系列佳作的老江湖,卡尼出局理所当然。而之后的事实证明,威廉姆斯无疑是对的,他用实际行动演绎了《死亡诗社》中的那句名言:“我们都有一种被人接受的需要。但是你必须坚持自己的信仰是独特的,是你自己的,哪怕别人认为它们很怪,或者很讨厌,哪怕一群人都说,那太差。”更何况,他的坚持一点都不差——只得罪了一个人,却因此获得成功。

就在《死亡诗社》大红大紫的前一年,天朝那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海子,仰卧于铁轨之上,用拥抱的方式,死于疾驰而来的火车车轮之下,成了死亡诗人。

他就和当年的拜伦一般,作品和感情充沛至极,可惜家世和相貌么……在他短短25年的人生中,就爱过七个女人,七个!怎么看怎么觉得是“集齐七颗龙珠可以召唤神龙”的节奏!第一个女人是他的娘亲曹采菊,算是一颗恒星永放光芒。其余六个,没一个是他正式的妻子,不是梦中女神就是地下情人,甚至还有学生。用现在的眼光看,他的恋爱观很不正常,极柏拉图和天马行空。譬如在诗歌《麦地》中写到:“妻子们兴奋地/不停用白围裙擦手”——“妻子们”显然是海子的内心表露,其情感寄托很不专一。最终,他带着对母亲深深的忏悔,对六个女性的深深眷恋,极端而决裂地踏上天堂之路。

豆瓣上的豆友客观写道:“人们都觉得,一个诗人的死也应该是有诗意的,众多诗人的自杀,也给诗歌赋予了一种更超凡脱俗的气质。虽然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他的自杀和诗歌有关,但他的确是因为练气功死的,这也许是和他本人性格有关,感性思维贯穿的人生观,容易走极端。还有让他成为伟大诗人的永远是他的作品,他的诗歌,而并非他个人。”

的确,有些人的疯魔是别人造成的 ,而更多人的疯魔是自己造成的。海子属于后者。他的死,终归是内因造成的 ——练气功练到走火入魔。或许,他真的靠气功激发出某些特异功能,却无法正确面对。比如在其生前的某天,他曾大叫“屋子里闹鬼”,几个同事跑过去一看,一面墙上的唐卡正飞到另一面墙上,椅子咔咔抖动。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而这样的遭遇一再发生,3月25日凌晨,海子又在宿舍大吼大叫,单元楼里的几个同事闻声赶来,他又立马恢复正常并敷衍走他们——这一回,他不再“坐以待毙”,而是留下5封“不是遗书的遗书”后离开。3月27日,有关方面打开宿舍房门。屋子极为干净,蓝色窗帘微微透光,7卷本印度史诗《罗衍摩那》摆在书桌显眼处,没来得及修改的手稿被塑料绳捆成小捆,放在小木箱里。5封“遗书”放在抽屉里,其中一封写道:“从上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为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舸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字里行间几次提到“幻听”、“折磨”、“昏迷”。

遗书中提到的常远和孙舸,都是海子的好友,前者是钱学森的得意门生,曾研究过人体科学,后者是人类潜能研究专家。海子对两人的研究极感兴趣,并多次与他们等探讨《道德经》、古印度经典《薄伽梵歌》及藏传佛教,亲密无间。

那边厢,海子站在山海关的火车慢行道前,身边是《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把外套脱了叠好放在一边,书包里有最后一封遗书——推翻了之前的任何交代,只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他躺倒后,火车开来……他彻底成为一个传说,更在此后成为神话:肠胃里的几瓣橘子是太阳的象征。更有人传,橘子其实不在体内,而在他手上,不偏不倚被火车斩为两半,就像身体一样。

之后的精神鉴定会上,海子被鉴定为“精神分裂”。几个目击者都认为,也许是他练气功走火入魔,脑中出现幻象,把这一切强加到常远和孙舸的头上。

海子的死亡,更引发了一连串青年诗人的自杀事件。对于当时的天朝而言,这种现象即正常又不正常。就在海子死去的那一年,《洛杉矶时报》驻天朝记者吉姆·曼则出版了一本名叫《北京吉普:美国企业在中国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的书,详细描写了美国AMC与北汽合作制造吉普的爱恨情仇。它被《财富》杂志列为年度推荐商业书籍。

1983年前,AMC进入天朝,开始和北京吉普合资造吉普车——当时,美帝的汽车工业恰处于困境,急需从境外大捞外快来弥补本国的周转不灵。于是,AMC瞄上天朝,他们认定自家吉普会代替老掉牙的BJ212,成为天朝人最爱的车型之一,所以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双方打一开始都认为这是一个天作之合,直到1989年……东西方思想与文化,梦境与现实最终产生冲突。当时,中美双方在拉斯维加斯举办了一场签约仪式加庆典晚会,觥筹交错间夜幕降临,一起似乎都很完美。直到晚会的高潮——两辆红色AMC Comanche卡车开始欢快巡游,比基尼女郎在餐厅后的空地上抛掷排球,两个印第安土著卷起演奏台的帘子,1960年代的天皇级摇滚乐队“沙滩小子”闪耀登场。他们可是AMC花大价钱请来,专门愉悦两国中年交易商,当然,这个纯美国范儿的晚会只愉悦到了美方,天朝代表么……只静静地围坐在餐厅正中的一张圆桌旁,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不久,一位高级官员起身离场。

从此之后,吉普的合作项目就渐渐黯淡起来,尽管美方投注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力量,中方也在财政支持上不遗余力,但效益始终不理想。吉姆在书中写道:“中国的确有10亿消费者,但很少有人消费得起这家美国公司制造的东西——尽管劳动力成本已经很低。而且,中国的劳动力也并没有像美国人期望的那么廉价而高效。此外,还有很多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美国人无法忍受中国人午饭后要午休的习惯,而中国人无法忍受美国式的诅咒。在中国人的眼中,这意味着,你没有被教育好。”

那一年,除了北京吉普这桩外商投资案,最引人注目的还有福建惠州熊猫汽车案。1988年秋,一个长期从事汽车零部件进出口的美籍韩国商人金昌源,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了一家“熊猫汽车公司”。注册完毕就找到了天朝惠州政府,说要投资10亿美元,建造一个年产30万辆轿车大型汽车工厂,且商品全部出口。10亿美元!这可是当时天朝最大的外资项目!当年12月,双方就迫不及待地签订了备忘录。次年6月举行奠基典礼,熊猫公司董事长、麦克阿瑟将军的孙子亲临剪彩。

熊猫让惠州霎时成为一块投资热土,地价在短时间内暴涨,地产公司纷纷进入,最多时有1000多家,中心市区房价从每平方米200元被炒到了1.1万元。汽车工厂所在的淡水镇三年内人口从2万急速增至20万。甚至还有当地媒体喊出:“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

这个项目无论在何时看,都充满各种蹊跷:一、为何选择毫无汽配根基的惠州?二、美国公司为何叫“熊猫”。三、董事长是麦克阿瑟的孙子?要知道麦克阿瑟的儿子常年处于神隐状态,当年算来是50多岁的老汉且一直未婚,哪儿来的孙子?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疑点:这家号称年产30万辆的汽车制造厂居然没有任何专业国际汽车商背景。

但如果说它是一个骗局,似乎又有些武断。一期投资款2.5亿美元在奠基前已经到位,厂房也进入施工建设。为了证实项目的真实性,国家特地派出一个专家小组专程赴美微服私访,参观了美方的各种专业设备,还试乘了已经研制完毕,零售价只要6万元人民币的微型车。

然而,熊猫从奠基之后就陷入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外商改变了100%出口的承诺,要求30%内销天朝——种种迹象表明,熊猫投资人一直带着赌徒心态,他们先以“全部出口”的名义骗惠州这只天真的兔子开门,等生米煮成熟饭后,再向天朝政府逼宫谋求内销。由于这个项目从未进入国家汽车主管部门规划之内,因此能否内销及内销比例,成了争论焦点。

1990年底,《南方日报》记者林钢前往采访:“地下管道和浇灌混凝土等基础工程已经完成,正在吊装钢梁钢柱,据介绍这是美国最新的钢结构厂房。听说明年要出车,可是现在我连一台设备也没有看见。”对此,熊猫执行副总裁理查·康明斯的回答是:“我对原设计不满,做了些修改,工期略有拖延。但是,明年6月底7月初,满足第一期装配所需的设备,一定可以安装完毕。8月份,第一辆车就可以下线。”

可惜,康明斯的回答成了空头支票。1991年,熊猫最后一次提出的内销申请被打回。此后,项目全面停滞。一直到2004年,淡水镇仍有一幢硕大无比的银灰色城堡,这就是已建造到一半,号称亚洲最大的熊猫组装车间,它在一片荒野上孤独伫立着,像一个无语的守望者。

1980年代末,《财富》杂志观察到:“大多数在中国的西方公司已经停止运作,只是静观其变。一位美国商人说,那种感觉就像在参加一场大游戏之前被锁在屋子里。我们的确认为能够通过重开合同并且利用新的杠杆来做更有利的交换。但当我们走出去,我们发现其实无处可去。”

就在天朝有志青年和企业家无的放矢,在华外资企业无处可去之时,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无以计数的德国人蜂拥至边界处,东西柏林人幸福地抱在一起。那天成为柏林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天。激动的西德人伸开双臂,热烈拥抱着投奔过来的东德同胞。他们爱屋及乌,爱上东德人的“卫星”牌小轿车,更爱上它所排放的刺鼻尾气,污染源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自由的芬芳。

当时,常有不熟悉道路的东德同胞,驾驶着“卫星”牌小轿车,在西德大街上违章。一旦交警干预,就会有风风火火的西德人路见不平一声吼:“谁敢欺负我们的东德兄弟?”群起而攻之——那架势,就像天朝百姓对城管那样秋风扫落叶。警察蜀黍也怕怕,往往不了了之。

然而,热情总有消退时。没过几年,当“自由的芬芳”充满街道,再善良的西德人也坐不住了,来了个U型大转弯,纷纷指责和痛斥东德人,“自由的芬芳”从此改名为“邪恶的油烟”。渐渐地,“卫星”牌小轿车销声匿迹了。

对了,说了半天,“卫星”牌小轿车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其实就是世界十大被淘汰的经典车型之南坡文:Trabant,拖笨车。这款汽车,就是东德工业的一个缩影。

故事,还要回溯到二战刚结束那会儿,美苏两方各扶持一半德国,冷战已开,剑拔弩张。东德为研制自己的汽车,牢牢地抓住一个中心——靠近捷克、曾经为霍希(奥迪的前生)公司生产过配件的小城茨维考。毕竟,人家有底子。

1950年代,茨维考车厂翻新再造了其生产过的汽车DKW,并取名Auto-Werke Zwickau,拖笨的前身。1957年,拖笨正式诞生,大名是卫星P50——同一年,苏联老大哥发射了首颗人造卫星,为表忠心,东德政府就把新诞生的国产车起名Trabant(德语卫星、护卫之意)。乌拉!东德也放了一颗汽车“卫星”,壮大了社会主义汽车工业的力量。

那会儿,Trabant无疑是东德穷人的大众汽车,是车厂以及政府为了迎合那些无所谓质量问题,只关注价格便宜的消费者的产物。轿车车身由一种叫Duraplast的材料制成,它是棉纤维和树脂的混合物,摸起来,有一种介于塑料盒纸板之间的诡异手感,太脆弱了!不过,Duraplast还是有优点的,不易生锈。这种小车造型简陋,车厢宽敞。最大的特色是容易出故障、马力非常小,车速非常慢,噪音末牢牢,排放的黑烟更是所有车型中最多的。这样看来,真要感谢某位有才的天朝人,神翻译了Trabant——拖笨,音义尽有太赞了!

2年后,最经典的拖笨P601上市,从此风靡东德30年。P601可坐四人,搭载600cc的两缸两冲发动机、加速21秒后也只有60英里的时速,价格大约是工薪阶层一年的薪水。尽管这个小东西耗油大、污染重、速度慢、车况差,但价格便宜外加是东德百姓的唯一选择。因此常年供不应求——据说,从预定到拿车,等上2年是家常便饭。截至德国统一,茨维考总共生产销售了300多万辆拖笨。

试想一下,当年东德的城乡公路上一水儿的拖笨,何其壮观!它成了当年所有东德人的骄傲。伴随骄傲的还有各种吐槽,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起码一沓关于拖笨的笑话,最经典的莫过于:“想让拖笨每小时超过100公里?把它推下悬崖吧!”

1990年,只要花了几马克,就可买辆“卫星牌”轿车玩玩,那身价,比割草机还不如。1年后,拖笨彻底成为历史,工厂也成为了维修厂。那个天天在路上龟速移动的“S”标志成为了最经典的回忆。

1990年,汪国真诗的手抄本风靡全国,诗集《年轻的潮》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出版界将这一年称为“汪国真年”,诗人时代以此作为最后终结。大学里频频举办汪国真诗歌赛,他本人四处走穴演讲,并声称要拿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的诗就是思想快餐,神神叨叨半天,还不如一部励志电影来得简单干脆。而对于更多的天朝人而言,诗歌这种飘渺的艺术载体早已落伍。花功夫写一首诗,还不如好好算算自己未来如何赚钱,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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